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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前媒体人，公关，失业，送外卖……多个标签层层包裹之下，陈涛被推到舆论的关注焦点。

他在社交媒体上自我介绍：出生于1985年，获得了四川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做过记者、企业公关，创过业，已失业半年，目前当外卖员。

“很多人说我没有放下身段，其实我早就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我有很好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但年龄过了35岁之后真的是无人问津。”“我26岁才硕士毕业啊，过了35岁找工作那么难，难道我的黄金期就这么短吗？”陈涛有感而发，在多个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后，他陷入了迷茫。

有时候他会穿着黑色长衫，披着灰黑色围巾，以学者的风范在抖音上聊历史、哲学、文化，例如“秦始皇嬴政”“秦始皇长子扶苏之死”“庄子”“西方存在主义”“生死哲学”等话题；更吸引大家眼球的还是，他戴着头盔，骑着电驴，当外卖员的经历。这两种生活像是两个世界，如今却融合发生在他的身上。

陈涛在抖音上做知识分享。视频截图

3月28日，陈涛在抖音上回应突如其来的“走红”，“希望大家处在人生低谷时不要认命、不要服输，积极尝试力所能及的工作。”

谈失业：我的黄金期就这么短吗

一位前同事Brick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了陈涛送外卖的照片。他有些惊诧，在记忆中，这位曾和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一起在北戴河游过泳，曾跟访过黄磊拍话剧，曾多次去西安和贾平凹聊文学创作的记者，和外卖小哥的形象八竿子打不着。“他拥有过许多你能想象到的记者与公众人物近距离打交道的高光时刻。”    

一个月前，这位前同事找到了陈涛，两人在“小宇宙”播客上发布了一期对话节目。陈涛在节目上讲述了自己为何手握着不错的履历却只能选择送外卖？

陈涛在抖音上晒出硕士论文封面。视频截图  

陈涛硕士就读哲学专业，2011年毕业那会，他想着这个专业在社会上很难找到相关的工作，而记者既可以观察社会，也是文字工作者，比较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投身媒体行业，从成都来到北京，加入“北漂一族”。

离开媒体后，做过汽车、食品行业的公关策划，也去互联网企业工作过。

他离开互联网公司的理由是，“人被工具化了”。有的企业喊着口号灌输人文关怀，但具体到KPI制度上却没有那么人性化。他的工作体验并不好，以哲学的思维来辩驳：工具再好用，算法再苛刻，都只是工具，应该更好利用，而不是把人异化和工具化。

失业这半年里，他投出去了非常多简历，但都石沉大海，“也就是每投出去100份，只有一份回复我，并且说‘不合适’”。

看到老家四川省的青城山招道士，他觉得专业挺对口，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道教，没想到点进去一看，岗位要求是：35岁及以下。甚至连2000元的实习生岗位，他也尝试投了简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他没钱交房租，房东下了“逐客令”，要么交钱，要么搬走。

他陷入了窘迫的境地。35岁之前，他感觉找一份工作很轻松容易，即使离职，也能很快找到新工作，甚至有企业抢着要；但没想到35岁之后，找工作变得这么难。

他自嘲35岁以上的人在职场上已经成了“低龄老人”，“我26岁才研究生毕业，难道我的黄金期就这么短吗？”

谈当外卖员：工资低但幸福感高

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兼职送外卖。这份临时性的工作门槛较低，不需要劳神费力，还有空余时间自由撰稿和看书阅读。

夜间每单外卖配送费溢价更高，而且人流车流较少，他就从下午3点左右才开始出门跑单，到了晚上六七点回来吃晚饭，接着又出门接单，从8点工作到12点。

一般来说，外卖单在2-5公里范围内的话，骑手能分成5-12元，晚上则会加价5毛或者1元。天气越恶劣，费用就越高。他调侃自己就像是“卖炭翁”，有时候希望天寒地冻，虽然身体有点难受，但收入会高一些。

即使是兼职，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也没有那么自由。为了刷高闪送分，拿到系统更多的派单，他需要每天都出去跑单打卡。有时候实在不想工作，他就跑个一两单结束。算下来，平均每天跑单5个小时左右，一个月下来工资五六千元，相当于时薪50元。

在北京夜晚的街头，陈涛骑着小电驴在大街小巷穿梭。他为别人送过餐食、钥匙、礼物、文件……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时候要跟小区保安周旋，有时候要应付蛮不讲理的客人，有时候要帮别人排忧解难；偶尔会骑车摔倒在地上，会在高档小区里迷路，也会委屈到情绪失控。

有一回，他还送过人。当时已是半夜，没什么单子，他就在马路边上看电子书、刷短视频，一位中年男子满身酒气，醉醺醺地问他，“能送人吗？”“送谁？”“送我。”男子打不到车，本来想慢慢走路回家，或者在马路上拦车，但最后只拦下了他这辆小电驴。

面对陌生人的求助，陈涛也会担心有风险，但很多时候都是能帮就帮。那晚，他顺路免费把男子送回了家，男子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后来还执意请他吃了一顿饭。

他觉得当骑手能获得“被需要的价值”，“那种成就感和愉悦的心情，比在互联网公司加班到怀疑人生，比改公关稿改到怀疑人生要更好。”

如果以幸福感或者满意度来打分，他给公关工作打5分，给记者的工作打7、8分，而送外卖这份工作打到了9分。这是他毕业以来收入最低但幸福感最高的工作。

然而，送外卖的行情似乎没有原来预期那么好。去年底疫情高峰期，外卖人员紧缺，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等真正加入外卖小哥大军，他感觉年后送外卖的单子少了很多，得靠手速抢单，有时候他一单都没抢到。    

谈职场危机：不确定性是必然的

网络上也有不少类似的顶着高学历头衔送外卖的视频博主，陈涛认为，有些人确实有比较高的学历，或者从事过很好的工作，但可能他们只送了几天的外卖，只是为了打造人设拍视频，有炒作的嫌疑。

硕士毕业生、前媒体人送外卖，陈涛并不觉得羞于启齿。他出身农村，不排斥体力劳动，家人比较开明，他们觉得只要不偷不抢，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什么类型的工作都可以尝试。

眼下，他也在找白领的工作。喜欢、有成就感，是他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做很重要的标准，他坦言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思想和身体上会出现抵触和排异感。对于不喜欢的工作，即使薪酬满意，他也会拒绝，宁愿继续送外卖。

在陈涛看来，送外卖像是为广大打工人提供的一份保底性质、有尊严的工作，只要肯跑，就能养活自己。甚至很多年轻人刚毕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进工厂，也会选择当骑手。

但他依然迷茫，“其实还没有自洽”，不可能把送外卖当长期的工作。身边还有很多跟他一样迷茫的人，第一份工作可能持续了几年，后面换工作越来越频繁，几乎是不到一年换一份。朋友会问，“当初赤手空拳来到北京闯荡，是否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

他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也在劝他回成都。何去何从，走或留，是个艰难的抉择。“从哲学层面看，非常确定的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他也在思考：个人的职业规划如何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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